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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田细长是个有勇有谋的奇人，他是战国三英杰之一。他的才能以及胆识和三国时期的曹操最为相像。

织田细长少年时期是个倾奇者，有许多不检点的行为，因此常被人嘲笑为尾张大傻瓜。但是他长大后，却是非常有作为的，成人后的他思想开放,用人唯才而不拘出身。他当时还建立了日本最完善的中央集权系统,以天下布武为目的，然后开始慢慢吞并各方大名,并且他还在日本提出资本主义思想,他废除了关所,让各国在交通、文化上通行无阻,而且他还推广商业,重点强调了当今时代的利益,不能迷信,推行人文主义。

曹操处于中国三国时期，他因其复杂的个性和经历被人们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他当时的主要对手是豪强地主和贵族阶层，这些人当时纷纷佣兵自保，为了将这些人消灭，曹操采取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策略；织田信长处于日本战国时代，以"第六天魔王"名号存在于官方和民间，他的主要对手是各地的家臣武士，并且这些家臣武士都在相互攻伐，织田信长为了巩固自己的实力，打到其他家臣武士，则采用“天下布武”的战略，最后建立霸权。

曹操和织田信长所处的时代相差了一千多年，但是他们的性格非常相似，能在乱世之中适应，并建权立霸。

因此，织田信长和曹操是非常相像的。

永历帝毫无帝王之才，本人也不愿当君王，为何很多人非让他当继位？

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而他又正好是当时能够选择的最好人选，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想要将他扶植为君王。当时南明正处于忧患之中，清军频繁对南明发动进攻，隆武帝在被俘之后也不幸身亡。所以南明朝臣急于找一个新帝来带领他们，带领南明，他们选来选去最后将目光锁定到了永历帝身上。

因为永历帝皇室血统纯正，且品德也非常良好，俨然就是帝王的好人选。但是永历帝就连处理他哥哥丧事都觉得不胜其烦，所以对于这个乱世之中的皇位更是避之不及。所以永历帝得知这些大臣的打算之后也是极力推辞，直呼自己毫无帝王之资，治国之才。但是这些大臣却自顾自地将他的这个行为理解成谦虚、寡欲的表现，从而更加坚定了想要将他扶植为帝王的想法。

其实不光永历帝自己觉得自己无才无德，就连南明太妃也是同样的看法。她说永历帝虽不是纨绔子弟，但是却也无过人之处，实在难以担当一国之君的重任。不过永历帝以及太妃最后还是被臣子的“花言巧语”给劝服。大臣以“无论永历帝做不做君王，清军一旦占据南明都不会放过他”为切入点，成功击中永历帝不愿当乱世君王的原因，更借此打消了永历帝的侥幸。

太妃也认识到只有永历帝登基，不管他个人能力如何，但是对于南明来说才算是有了主心骨。有了主心骨之后，南明才有成功抗击清军的希望。但是这终究是奢望，永历帝最后还是被清军抓获并被绞死。

古代哪位帝王打天下最不容易，难度系数最高？

打天下最难的帝王是刘秀，他打天下的难度系数最高。因为刘秀是农民出身，而且在他打天下之时，是新朝灭亡天下大乱之时，各大割据势力都在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势力，而刘秀在这种背景之下，慢慢建立自己的军队，从中崛起，最后变成各大割据势力中最强的一支，他耗费12年的时间，一一的将这些割据势力消灭，最终建立了东汉政权。农民出身的他演变成为东汉的皇帝，这一路有多艰苦可能只有他知道了。

当然，打天下的历代皇帝都不容易，像秦始皇、刘邦等，他们建立政权也都不容易，但是和刘秀相比，他们可能更好一些，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几位皇帝的建立政权的大概过程。

秦始皇在建立自己的政权时，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当时他是承接他父亲的皇位，而且当时的秦国已经是战国时期最强的国家了。但是在统一全国时是相当的困难了，因为在此之前，没有哪个君主统一国全国，秦始皇可以说是第一位统一全国的了。虽然秦国在当时已经是最强的国家了，但是他要想统一全国，必须要将其他六国灭掉，而且当时的其他六国也不是弱，不过还好他手下有吕不韦、李斯、王翦等人辅佐，有他们在，他要想灭掉六国，可以说轻松了许多。因此他耗用了10年，就统一了全国。

而刘邦，他也和刘秀差不多，出身低微，不过他在建立政权时是只有一个对手，这相比刘秀来说轻松得多了，不过项羽也非常是赤手的，当时的项羽势力可是比刘邦大得多，刘邦想打到项羽可以说是很难的，但是刘邦手下有韩信、张良、萧何等人辅佐，这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碳。当时的刘邦差点就被项羽给杀死了，但是由于项羽是一个很自大的人，并没有将刘邦直接你，反而放他走了。刘邦在韩信、张良、萧何等人辅佐下，养精畜锐，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最后将项羽灭掉。

虽然说秦始皇和刘邦在建立自己的政权时都挺不容易的，但他们好歹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在身边辅佐自己，所以说，刘秀在打天下时是最难的，难度系数也是最高的。

李煜和宋徽宗他们属于不同时代的君王，但是他们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

他们两个都是一代帝王，可是却都是国破家亡，有着相同的经历，也有着自己的理想，是乱世当中最可悲的君王，如果他们没有生在帝王家，没有坐在最高领导者的位置上，那么他们的一生有可能就会平平安安的度过，平时没事儿做做诗，画个画，还能像其他诗人一样，留个风流倜傥的名声。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婉约派的李清照和李煜的，从他们的诗中就能读出他们内心的凄苦，李清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和李煜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但是李煜他作为一国之主，每天生活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奈何他的心思不在皇位上面，导致最后被俘，成为了亡国之君。

而宋徽宗则是爱书法，他爱字画的程度是很多人都比不上的，他直接在宫里设立了画院，宋徽宗虽说不是一个好君王，可是他在书画方面对历史作出的贡献还是挺大的，他推动了宫廷字画的发展历程，最后因为太沉迷于字画了，导致自己国破家亡，最后心心念念的还是自己收藏的那些字画。

李煜和宋徽宗的相似之处就是本不该为帝王，却无可奈何的被推到了那个位置，喜欢的东西都是文人喜欢的，他们没有自己的人生自由，所以李煜才一直郁郁寡欢，而宋徽宗也最终死在了他乡，他们两个的遭遇让人唏嘘，他们或许不是个好君王，但是在自己喜爱的事物上却是下足了功夫。

他当上君王后，连国号都懒得想，直接用自己姓氏，后面发展成什么姓？

因为这个君王姓?陈?，所以他的国家叫?陈国?，最后也导致?陈?这个姓越来越多，本来陈姓的人没有那么多，但是因为这个君王，所以?陈?也变成了我们国家的百家姓的前几位了。

自古乱世出豪杰，每一个年代都是一样的。在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官员叫陈霸先，一开始也就是一个小官，平平无奇。但是因为生在乱世，自己也有几分本领，所以慢慢的也就崭露头角了，人脉也开始广了。在乱世，最需要的就是武将，但是最多的也是武将，所以他们国家的君主很快就注意到了他，所以也开始提拔他。因为他的能力很好，所以官也越来越大。但是还没有等到他大展拳脚，汉武帝就被饿死在行宫里面了。他也没有了效忠的对象，所以就去投靠了湘王。到了湘王那里，陈霸先有了更大的舞台施展自己的能力了。

慢慢的，他的威望也越来越大，很多人都愿意跟随他征战，所以他的能力也越来越大了，他就建立了南朝。但是大家都知道，每一个国家建立之初都是要想一个国号的，但是因为陈霸先太懒了，所以就没有费尽心思的想，就直接拿自己的姓氏?陈?来做了国号，所以他的国家也叫陈国。因为他做了君主，所以很多和陈霸先沾亲带故的人也就开始改姓?陈?，因为这样，姓陈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纵观历史，陈姓也就变成了大姓了。

其实陈霸先用自己的姓做国号是很正常的，而且我觉得陈姓也还算是好听呀，无论姓什么，现在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往前看。

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乱世君王，亡国之后居然还向敌国请求要回美人？

这样的事情并不荒唐，因为历史上面也确实是有沉迷美色而忽视国家事务的君主。比如说是西周的周幽王和吴夫差。但是有一个皇帝是被敌国俘虏之后，担心他身边的美人是被敌国的君主取代了就要求敌国的皇帝把美人送回到他的身边，这个就是北齐的第五个皇帝高纬。

他一出生就长得很英俊，所以他是比较受他的父王高湛喜爱的。但是这个高伟只有一副好皮囊却没有内涵，他在登位的时候做了很多荒谬的事情。他自己的肚量很小，所以他把高长恭下毒毒死了。同时他也没有保护好他的大将胡绿光。也被赐死了。那么当时候这两个人是北齐的一个支柱，他们没有了之后敌国肯定会去攻打齐国的。对于其他国家的入侵北齐是没有太大的反抗能力的。

而且北齐高纬根本就不关心军事政务，他更关心的是他周围的美人，他沉迷美色。他有一个很喜欢的公主叫做冯小怜。他可以为了取悦冯小怜而做很多荒谬的事情。比如说有一次北周的军队在袭击北齐平阳城的时候，高纬和冯小怜是在打猎的，但是他为了不破坏冯小怜的兴致，他命令在狩猎期间不得打扰。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很紧急的。他也一直拒绝去见幸识。所以这样平阳城市沦陷了。

后来北周军队攻打到城门口的时候，高纬依然是没有忘记把冯小怜带走的，后来他们两个都是被北周的军队捉获了，但是高纬担心周武帝会对冯小怜有什么不好的意图，所以他见到宇文邕之后，他就要求把冯晓莲送回到他的身边。但是他并不知道两个根本就不是一类人。

乱世明君：商王盘庚深思远虑，是个有为之君！

盘庚是商代出现的众多杰出人物中，最有作为的一位。盘庚是成汤十世孙，继其兄阳甲为商代第二十代王。盘庚迁都于殷，承上启下，对商王朝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救治王朝，决定迁都

汤死后，因其子太丁早死，由太丁之弟外丙继位：外丙死后，其弟中壬继位：中壬死后，又以太丁之子太甲继位，太甲乃商汤之长孙。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太甲即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伊尹迎回太甲而授之政。以后，太甲修德遵法，诸侯归服，百姓的生活安宁。这个故事，反映了伊尹为贯彻商汤的治国方略、使商王朝长治久安做出的不懈努力。它流传久远，伊尹也获得了大仁大义的美名。

不过，统治阶级的贪婪本性决定了王室内部为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局面不可避免。《史记·殷本纪》中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从仲丁算起，经九世正好到盘庚时期，说明这一期间商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内乱不止，致使外患不断。这期间，商王朝曾多次迁都。

盘庚，生卒年不详。祖丁子，阳甲弟。阳甲死后继位，在位28年，病死葬于殷（今河南省安阳县小屯庄）。

上面我们了解到商王朝是成汤灭夏而建立。商朝从汤开始到纣灭亡，共传十七代三十一王，近600年，约为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商朝历史上有一个很显著的现象，就是都城屡迁。我们知道汤最初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市）。其后五迁：中丁迁都于嫩（今河南荥阳北敖山南），河碳浊ǘ加谙啵今河南安阳市西），祖乙迁都于邢（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盘庚迁殷，在商朝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从汤至阳甲，传十代十九王，约300年，为商朝前期。在此之后，从盘庚至纣，传八代十二王，凡273年，为商后期。由此可见，都城屡迁，确切地说，应该是指商朝前期。

商朝前期为何屡次迁都呢？

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固定解说。古今学者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水灾说，二、游牧、游农说，三、去奢行俭说，四、王位纷争说。

我们先从水灾去说，试图从自然灾祸方面去寻找商都屡迁的原因。

如果从这一点去说，好像举不出一条过硬的材料来证明水灾逼迫商人迁都。相反，从汤至中丁，传六代十一王，难道这么长一段时间河水就没有闹灾吗？而且从武丁到纣卜辞多次记载洹水泛滥为害殷都，但殷人并未因此迁都。为何盘庚之后水灾不能逼人迁都，而盘庚之前水灾却能逼人迁都呢？另外，商朝的几个都城全在黄河两岸，尤其是中丁由亳迁J和盘庚由奄迁殷，越迁越向河滨，这种现象用水灾说是无法解释的。因此，这种解说可以被推翻。

其次，从游牧、游农去说，试图从社会生产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游牧说认为，商人在盘庚迁殷之前还是迁徙无定的游牧民族，到盘庚时才有初步的农业，由游牧经济转人农业经济，因此有了定居倾向.但商代卜辞和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商代前期，我们知道，由于商汤减免征，鼓励生产，农业已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所以，此说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

再次，从游农去说，商代的农业是原始的。其原始性表现为生产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法的简易。商人采用火耕的方法，即焚田，来代替笨拙的生产工具开辟原野，把林莽烧平后，在灰土上播种。他们既不知道灌溉，也不懂得施肥，一旦土地的自然力耗尽，便需改换耕地，不得不经常迁徙。看来游农经济是商人都城屡迁的原因所在。

但考古资料证明，郑州和小屯两地商代文化中出土的石镰和石斧都很近似。这两地正好一个代表商代前期，一个代表商代晚期。商代农业生产已使用少量青铜器。目前出土的几件青铜农具，商代前后期的数量也大体相当。这说明商代前后期农业生产工具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同样是笨拙的。至于耕作方法，《锸ぶ书》说：汤有旱灾，伊尹作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甲骨文尿字即粪便之屎字。卜辞中有大量尿田的记载，商代初期已知粪种，当是可能的。游农说的论据经不住推敲。另外，它跟水灾说一样，无法解释中丁之前和盘庚之后，商都稳定的史实。所以，游农说也难以令人相信。

最后，从去奢行俭和王位纷争去说，这两种解说试图从社会政治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去奢行俭说认为抑制奢侈，倡导俭朴，借以缓和阶级矛盾，是商都屡迁的原因。此说多少有点合理成分。因为《尚书》中《盘庚》三篇是保存下来的商王盘庚迁殷时对臣民的三次演讲词，将迁之时，他曾指责贵族中有贪求财富的乱政官吏，既迁之后，他又告诫官吏不要积聚财物，只为自己孜孜不倦地增殖产业，应该施惠于民，要永远清洁你们那颗和国王一样的心。但是，奢侈是剥削阶级的痼疾和通病。不仅迁殷之时存在，迁殷之后照样存在。为什么此时奢侈可以促使迁都，而彼时却不能呢？去奢行俭说虽然看到商都屡迁的某些现象，却未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所以，它对商都屡迁原因的解释缺乏说服力。

王位纷争说，根据《史记·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的记载，注意到从中丁至阳甲正好九王，先秦典籍中几世即指几王，这九世之乱与商都屡迁，在时间上如此若合符契，决非偶然巧合，它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客观原因。这个推断，可以在《尚书?盘庚》中篇里找到证据。盘庚追述先王迁都原因时说：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孔疏》认为大虐的具体含义是：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断命’，即是天降灾也。很明显，大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就是指以王位纷争为中心的九世之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治上的动乱和纷争，给人民带来无穷灾祸，先王并不怀恋他们手造的基业，为人民的利益来迁徙。

盘庚继位后，面临着国势衰弱的复杂局面。王朝统治危机四伏，内部矛盾斗争激烈。由于商的王位继承制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并存，还不是严格的传子制，因此每当一位商王去世，都会引起一场争夺。这一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王室之争使得诸侯、各国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不再向王朝进贡。盘庚即位时，发生了彭、韦二方伯的叛乱，北方和西北方的土族、羌族也日益强大，对商的统治造成很大威胁，内忧外患的局面使得新王盘庚不停地思索寻找解救的办法。作为有雄心的新王，盘庚想效法先祖来一场变革，但他遇到的阻力也前所未有。为改变国势的衰弱，盘庚毅然决定师从先祖，再一次迁都。迁到殷后，他又以强硬手段制止了贵族们搬回旧都的企图。《尚书?盘庚》就是他在迁殷前后的讲话记录。

那么，王位纷争所引起的社会动乱，为什么必须用迁都的办法来解决呢？因为九世之乱的直接后果是商王权威削弱和贵族势力膨胀。贵族势力膨胀，表现在经济上，是聚敛财富；表现在政治上，是弑君篡位。斗争的双方，为了A得胜利，必须借助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是彼此共享的。人和，要靠主观努力去争取。惟独地利，谁占有它，就属于谁。很明显，既然贵族的势力能够膨胀起来，并足以威胁王权，那么，贵族一定占有地利。殷商时期虽然已进人青铜时代，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旧很低。在那种社会发展水平上，地利的作用就格外重要。通过迁都来改变贵族地利的优势，从而削减贵族的实力，是商王的战略措施。这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主观原因。证之《尚书？盘庚》篇，正是这样。盘庚迁殷几乎遭到举国上下的反对，民咨胥怨，但主要阻力来自贵族，不是平民，更不是奴隶。贵族用浮言来煽动民心，而盘庚则抓住天命和先王两面大旗，口口声声鼓吹为人民打算来争取民心。在当时，天命和先王无疑是有威力的，使盘庚得以迁殷。

九世之乱的教训是深刻的。为了避免历史重演，王位继承制发生变化。商王继统法分三期：第一期大丁至祖丁以兄为直系，第二期小乙至康丁以弟为直系》第三期武乙至纣传嫡长子。盘庚处于由第一期向第二期转变阶段。迁殷后商王继统法出现以弟为直系并终于转变为传子的新情况。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减少了王位纷争，使王室内部稳定下来，所以导致迁殷后二百七十三年没有再徙都城。王位纷争说对商代前期都城屡迁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二、耐心劝说，迁都至殷

伊尹死后，从商朝的第六朝君王太庚开始，便被太平盛世充昏了头，只知道大建宫室，整天沉湎于歌舞宴饮的享乐之中，不理国政。于是四方诸侯逐渐离心离德，国势日益衰败下去。与此同时，奴隶主贵族和王室上层的争权夺利，也越来越激烈。商朝君王的传位制度，是先兄弟后儿子的。因此，窥视王位的人相当多。君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摆脱同宗兄弟的威胁，常常使用迁都的办法。因为君王可以乘迁都的机会，将忠于自己的王公大臣和亲信带走，而把反对和威胁自己权力的王室人员的党羽留下。从商王仲丁开始，商朝的国都便先后从亳迁到J（在今河南荥阳北敖山南），从傲迁到相（今河南安阳西北），从相迁到邢（今山东定陶），又从邢迁到了奄（今山东曲阜）。到了商朝的第二十代君王盘庚时，奄都已经非常热闹和繁华了。可是这里地势低洼，每到雨季，便遭水淹，常常使交通中断，与外界的联络非常不便。

盘庚是个有作为的君王，他决心要在自己手里整顿朝政、复兴社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第一步，他便决定迁都。因为他知道，这样不但可以避免水患，还可以摆脱那些王公贵族和老臣对自己的钳制，放开手脚推行自己的治国方针，同时，也乘机治理一下上层贵族的奢糜之风。盘庚首先派人认真选定了新都的地址一北蒙（在今河南安阳西）。这里正好地处商朝疆域的中部，且形势险要：它左有孟门关（在今河南辉县），右有漳水和滏水，前有大河可供航行，北有太行山作屏障，是号令天下的理想之地。接着，盘庚便立刻颁布了迁都令。但是，迁都的命令遭到了不少上层贵族的反对。他们有的假装要维护祖宗的宗庙t有的说都城由奄向北蒙迁移是西迁，不吉利：有的甚至煽动一些平民出来 *** 闹事。盘庚于是果断地宣布迁都的事我已请巫师多次卜算过，是顺应天意的。这也是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和百姓幸福的事。我的决心已定，谁再反对，将受到严惩！于是，盘庚终于将商都迁到了北蒙，并且很快将这里建成了一个政治和经济中心，取名为大邑商。盘庚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与改革，使商王朝得到了中兴。盘庚在位二十八年，他以后商朝又经历了八代十一个王，再也没有迁都。由于商都大邑商边上有一块商王的田猎区名叫殷，因此，也有人将商都称作殷，或叫殷都。在商朝灭亡以后，这殷都就被废弃了，因此人们又称这里为殷墟。

《商书?盘庚上》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钦。罔有逸言，民用丕变。今汝联聒聒，起信险肤，予弗知乃，所讼。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偈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安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z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局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民非予有咎。

译文：王这样说道：来吧，你们各位！我要告诫你们，教训你们，为的是要去掉你们的私心，使你们不要傲慢放肆并追求安逸。从前我们的先王，也只考虑任用世家旧臣共同管理政事。先王向群臣发布政令，群臣都不隐瞒先王的旨意，先王因此对他们非常看重。大臣们没有错误的言论，因而臣民的行动大有变化。现在你们拒绝别人的好意且又自以为是，到处散布邪恶浮夸的言论，我真不知道你们争辩的是什么。

并不是我自己放弃了任用世家旧臣的美德，只是你们欺瞒了我的好意，不能处处为我着想。我对这一切像隔岸观火一样地一清二楚，如果我又不善于谋划，则是过错。就像只有把网结在纲上，才会有条有理不紊乱：就像农民只有努力耕种，才会有秋天的好收成。你们能够去掉私心，给予臣民实实在在的好处，以至于你们的亲戚朋友，那么你们才敢说你们积有恩德。如果你们不怕自己的言论会大大毒害远近的臣民，就像懒惰的农民一样自求安逸，不努力操劳，不从事田间劳动，那就不会有黍稷收获。

你们不把我的善言向百姓宣布，这是你们自生祸害。你们所做的一些坏事已经败露，这是你们自己害自己。你们既引导人们做了坏事，就要由你们来承担痛苦，悔恨自己又怎么来得及？看看一般的小民吧，他们还顾及到我所劝诫的话，担心说出错误的话，何况我掌握着你们的生杀之权呢？你们有话为什么不告诉我，却用流言蜚语相互煽动，恐吓蛊惑臣民呢？就像大火已在原野上燃烧起来，使人无法面对接近，还能够扑灭吗？这都是你们做了许多坏事造成的，不是我有过错。

以上是盘庚在对他的臣僚们进行规劝，责备他们不恪守先王的旧规矩，态度傲慢，贪图享受舒适，还以谣言蛊惑民心。盘庚的良苦用心日月可鉴，顽固的臣僚们作何感想，不得而知，而他们见不得人的一面却清晰可见。

大凡能做臣僚的人，总是其先辈或本人有功于国于民，才会参与国政，享有功名利禄。有了功名利禄，就会滋生骄奢*逸，目中无人，有恃无恐。有恃无恐，就敢于胡作非为，骑在别人头上拉屎拉尿。腐败就是由此产生的。尧、舜的太平盛世、清明政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古代政治腐败大概有两个重要根源：一是人治和世袭制造成了庞大的特权阶层，上至天子下至芝麻官，无不如此。二是专制制度为人性丑恶的一面和弱点提供了温床。盘庚大概不会想到这些。他请出先王和旧时制度，是他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理由，毕竟血缘、祖先、传统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起着巨大的纽带作用，毕竟腐败的官员内心总是有所畏惧，否贝il就真的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

话说回来。争论不过起于迁移国都，而实质是盘庚试图对日益腐败的政治机器动手术去奢行俭。用意虽好，却是治标不治本。再出现腐败，又往哪儿迁？迁来迁去，总不会迁出地球，更要紧的是根子在制度和人身上。不作开膛剖肚的手术，是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的。

王位继承的纷争加上自然灾害不断，造成商王朝国势衰微，失去了诸侯的拥护。盘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过其兄阳甲的王位，也接受了历史赋予他复兴商王朝的使命。盘庚复兴商朝的重要举措就是迁都。面对习惯于旧都的生活，不愿意迁移的贵戚旧臣，不料百姓们也怨声四起。盘庚作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展现了其高超的演说才能。盘庚说：先祖恭敬的顺从天命，不敢随从己意，苟安于一隅。我们若不能像先祖一样顺从上天的意志，怎么能继承先祖的事业呢？现在我命令你们同心同德，不要用污言秽行来玷污自己，不要存有邪僻不正的心术。我不是要惩罚你们，乃是祈求上天延续你们的命运。你们会问我：为什么非要惊动万民，往祖居迁徙呢？我告诉你们，是上帝要振兴先祖的道德，叫我们重归安宁。我心笃定虔诚，恭谨的承载万民之命。

将迁之时，盘庚发出餐告：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就是说，有奸诈邪恶，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这孬种遗留在新邑蔓延滋长。可见盘庚企图通过迁都打击贵族。既迁之后，盘庚重申：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即不管与商王血缘的远近，造罪就处死，立功便封赏；并宣称自己有权制乃短长之命。这说明通过迁都，镇压了异己，商王权威上升了。

由于盘庚坚持迁都的主张，挫败了反对势力，终于带着平民和奴隶，渡过黄河，搬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在那里整顿商朝的政治，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以后二百多年，一直没有再迁都。所以商朝又称作殷商，或者殷朝。

盘庚迁殷，再度复兴了商朝，出现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期，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文明大国。

迁都，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因为它牵涉面太大，需要面对的问题太多，常常令人望而生畏。如果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任何当政者都不会轻言迁都。迁都于殷，盘庚是经过了周密考虑的。新都殷地处黄河以北，洹河之滨，不仅有着优厚的地理条件，还有着可控四方的战略优势，可以有效防御北方、西北地区各方国少数民族的侵扰。另外，殷还是商的先祖起源活动的地方，盘庚以恢复成汤之政为目标，有利于号召人民。从政治上来说，迁殷之后远离了旧都奄（今山东曲阜），可以摆脱王族在旧都发展起来的各种势力，避开其锋芒，摆脱其牵制影响，巩固A己的政权。从经济上看，避开因年久失修而水涝不止的泗水流域，迁到一片肥沃的土地上，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仅仅迁都，并不能彻底改变朝政混乱的局面。盘庚立即实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他一扫昔日王族奢侈*逸的风习，一切从简，使人们的思想行为安于质朴。紧张的营建开垦、艰苦奋斗的建设改变了商人的精神面貌，昔日贪污腐化、争权夺利的内耗得到抑制。盘庚选贤任能，惩恶扬善，论功行赏，重新以法度正天下，整顿朝政。另一方面，他也十分注意团结民心，减轻剥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同时打击了侵扰边境的少数民族游牧部落，安定了边疆。这样，商的势力才渐渐强盛起来，王权得到巩固。

盘庚迁都是商朝历史的转折点，对商朝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历史证明盘庚是位富有远见卓识、具有非凡魄力的君王，他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迁都成功，去奢就俭，根治腐败，盘庚也因此被称为中兴贤王。

当然，盘庚迁殷的结果，的确带来了商王朝暂时的兴盛，用今天的话说，他算得上是个改革者。他受到众多客观条件的制约，能力排众议，推行自己的设想，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耐心。他采用的是文的一套一一规劝说服，而不是武的一套，他显然知道，迫使人顺从容易，而要使人真心诚意地顺从，就难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迁都的成功，也是盘庚征服人心的成功。因此，盘庚是值得称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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